人性中的卑劣和嗜虐永远都不可能消除,但社会的原则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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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凉美女士:

在最近这两封信之间,因为森喜朗辞去东京奥组委主席一事,各路媒体都来请我发表评论(其中还包括一直以来都跟我没什么缘分的体育报)。为了应对各种采访,我度过了异常忙碌的一个月。

说来丢人,森先生其实算我的师兄,我们都毕业于石川县某公立高中。北陆地区堪称保守王国,各地都以“家乡出过首相”为荣。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也打听了一下当地人的反应,据说有很多人表示同情,说什么“这番言论很有老森的风范”,“他大概是想活跃气氛,结果一不留神讲了真心话”。总的来说,大家普遍为他可惜,认为他本该以奥组委主席的身份成为开幕式上的标志性人物,为其政治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这次辞职闹剧最大的成果,就是没有出现铺天盖地的“又来了”“唉”和“说了也没用”。众所周知,森先生多年来经常发表不合时宜的问题言论,比如“日本是神的国度”等。这次的言论也丝毫不令人惊讶,大家都觉得“他会说这种话再正常不过了”“他果然又口无遮拦了”。被迫辞职后,他还马不停蹄地多方打点,好把自己定的人选送上那个位置,行事风格一如既往,足见他完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他抱着那样的信念活到了八十三岁,事到如今要改恐怕也难。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社会对性别歧视的容忍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然就是周围人为他营造了一个意识不到也无妨的环境。

有人说是国际压力迫使他辞职,但我认为原因不止于此,是国内外的舆论促成的。话一说出,马上有人在线上签名请愿网站Change.org等平台发起了多项签名请愿运动,迅速收集了超过十五万个签名。社交平台上出现了#拎不清的女人#这一话题标签,引来各路网友发布推文。到底是谁最先借用他说的“(我们的女性理事)很拎得清”,反过来想出了“拎不清的女人”这个标签呢?真是绝妙。

在独立媒体ChooseLifeProject发起的研讨会上,一名与会女性表示:“我为自己习惯了拎得清而深刻反省。”女性说出这样的话时必然伴随着疼痛。我感觉,要求森喜朗辞职的呼声之所以如此响亮,不仅因为他的个人素质问题,也不仅因为奥组委的组织文化(在场的其他成员都被他逗笑了),更不仅因为体育界和权柄、政坛纠缠不清,以至于广大现役运动员清一色地保持沉默。关键在于广大女性将这件事和自身经历联系了起来,这一点扩大了愤怒的基础。日本橄榄球协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理事稻泽裕子坦言,“发言时间太长”的那个人“就是我”。她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回答:“置身于男权社会之中,我经常遇到放眼望去只有我一个女性的情况,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一起笑。”肯定有很多女性有同样的遭遇。在那样的环境下,她们不笑不行,只能随大流。除了愤怒,她们更厌恶随大流的自己,悔恨得紧咬嘴唇。这件事也足以表明,无论吸纳多少女性成员,只要她们都是拎得清的女人,组织文化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拎不清的女人的怒火将手握重权的森喜朗硬生生拉下马,这说明女人的愤怒绝不是无力的。我还敢大胆预测,这次的成功经验将成为未来人们判断“说什么话算越界”的标杆。

不出所料,组委会再次因性别歧视言论成为媒体的焦点。据报道,开闭幕式的创意总监佐佐木宏提议,让女艺人渡边直美扮成Olympig(奥运猪)从天而降。让渡边女士变身为猪的“创意”本就毫无幽默可言,一点也不高明。万幸的是,在团队成员的反对声中,他撤回了这项提议。既然森喜朗的言论是无法容忍的,那么佐佐木的提议当然也一样。据说这位佐佐木先生还曾是广告巨头电通的顶尖总监,创作过不少热门广告。但事实摆在眼前,大型广告公司因为制作性别歧视广告遭到抨击的例子比比皆是。第一广告社请女演员坛蜜为宫城县拍摄了一则广告,性暗示随处可见。在博报堂为鹿儿岛县志布志市(以养殖鳗鱼闻名)制作的广告中,名为“鳗子”的少女穿着学校泳装说“养我吧”。照理说作品要经过多道检查,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出问题吗?纳税人有权感到愤怒,因为支付给这些大型广告公司的高额制作费都出自税收。

我可不想以“表达自由”的名义为这些性别歧视广告辩护。我反对的是法律层面的限制,但不反对市民层面的批评。我同意你的观点,“针对某种特定表达的抗议活动可以尽情搞”。不过你后面跟了一句“近年的事件都沿着‘被骂→道歉+删除’的老套路发展,这让我感到担忧和沮丧”,我却觉得是总算走到了这一步。你说“媒体渐渐无法区分‘尖锐而有趣的观点或抗议’与‘单纯的找茬’”,但不惜直面抗议和挑刺也要守护到底的“尖锐而有趣的观点”到底在哪里呢?佐佐木先生的奥运猪根本不值一提。这些年遭到抨击的性别歧视广告都是活该挨骂,一点都不冤枉,站在媒体的角度看,迅速撤下也是正确的判断。试想一下,换成短短几十年前,提出批评的人怕是会反过来遭到抨击,被扣上“吹毛求疵”的帽子(即使是现在,社交平台上也充斥着这种垃圾回帖),批评的声音搞不好都会被扼杀。你说“对政治正确的过敏助长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我觉得这样就挺好。这证明,关于什么是政治正确的“常识”终于普及了。不了解何为政治正确就说它“老土”还为时尚早。而且我们有必要明确区分你所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针对的是谁。如果它针对的不是权力(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是对女性和性少数等少数群体的批评,那就应该被称为必要的“考虑”,而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性骚扰”入选年度流行语的时候,有人批评道:“身体接触是职场的润滑油,要是不加点油,办公室里的气氛会很紧张。”一位在餐馆兼职的年轻女性也告诉我:“最近男同事跟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感觉大家都有点提心吊胆。”我对她说:“你想想,如果他们不对你小心翼翼会怎么样?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他们“自然而然”的“无心之举”完全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性别歧视”。“是否有意为之”并非判断歧视与否的依据。

你说你气他们“随随便便就把有问题的东西删掉了,到头来什么都没学到,毫无长进”。没错,他们十有八九是“不会长进”的。森先生说他挨了孙女的数落,但他大概还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佐佐木先生说不定还在心里嘀咕:“切,好不容易想到一个这么有趣的点子!”向团队提议时,他八成也是这么想的——“哎,你们快瞧瞧,这个主意怎么样?很有意思吧?”如果在场的人发出附和的笑声,搞不好那个点子就被采纳了。但是坦白说,这并不好笑。好笑的前提条件是突破常识、出人意料,但这些年遭到抨击的广告在我看来都不好笑,尽管创作者对他们的提案颇有信心,客户也是使劲砸钱。

究竟是什么变了?是社会的原则变了。我认为,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原则和场面话,而且能到这一步就已经是极限了。森先生和佐佐木先生可能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但他们至少应该学到了一点: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那样的言论。性骚扰者多为惯犯。他们肯定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偶尔有一次遭到女性的指控,于是惊愕不已。我不同情他们,却能理解他们的困惑——“我一直都是这样,怎么会有问题呢?”没错,同样的行为在三十年前会被容忍,放在今天就不行。我只能说“问题就出在你对时代大环境的变化太不敏感,所以受到了惩罚”。

美国爆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那个国家在半个世纪前才刚刚通过承认黑人权利的民权法。当被问及“种族歧视是否会消失”时,一名美国知识分子回答NO。同理,如果有人问我“对女性的歧视是否会消失”,我恐怕也只能回答NO。消除歧视性的情绪难于登天。但许多人已经长进了,知道公开场合的歧视行为不仅越界,而且违法,会遭到起诉和惩罚。如果无可争辩的“令人反感的种种愚蠢表达会因人们不准备讨论它们而被淘汰”,那么在“抨击→删除”这一毫无意义的循环发生之前,人们就能及时发现问题,将其剔除。

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朝日电视台《报道Station》节目的网络广告也走了一遍“抨击→删除”的流程,不知你看过没有。广告上线不过几天,一眨眼就走完了这个循环。那是一群成年人的心血结晶,他们肯定觉得片子发布以后能收获不错的反响,奈何我无法从中感受到丝毫的幽默与诙谐。这种水平的表达根本没有什么可辩驳的。不过话说回来——在广告发布之前的制作过程中,制作方内部怎么就没能发现问题呢?这着实令人费解。

因此,我完全无意以“表达自由”的名义为“抨击→删除”的性别歧视广告辩护。因为它们不配称作“表达自由”。

不过确实有一批人曾奋力争取“表达自由”。那就是促成了2019年爱知三年展“表达不自由展・其后”的人。这场展览不仅受到了口头抨击,还有电话骚扰,甚至收到“带着汽油罐上门”的威胁,总之都是不可理喻的暴力行为。主办方决定在做好万全准备之后重启展览,最终得以平安落幕。如果他们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定会轻易屈服于暴力。

人性中的卑劣与嗜虐、优越感与嫉妒心恐怕永远都不可能被消除。就连我都会一怒之下破口大骂“我非要宰了那个混蛋不可”,这辈子都不知道宰过多少个了(笑)。但我绝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当然也不会付诸实践。有一次,某自由派学者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杀人的场面就会勃起”,令我惊愕不已。我惊愕并非因为他“看到杀人场面就勃起”这一事实(这太寻常了),而是因为他敢耿直地对我这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说出这种话。

如此想来,我百分之百同意你在结尾表达的观点——“川端文学中男性角色的形象有时与‘正确’相距甚远,但我至少认为……看川端文学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性。”你说“川端文学中的男性角色在部分女性活动家中口碑极差”,我大概也是“部分女性活动家”之一吧。川端文学读起来确实让人不爽。我在《雪国》的主人公身上感受到了一个自视甚高的男人玩弄纯情女人的自恋,《睡美人》就更不用说了,在我看来简直是一部利用迷奸药(下在饮料中使女性不省人事的安眠药)进行性骚扰的小说。所以我与富冈多惠子女士、小仓千加子女士合著了一本《男流文学论》表达这种不爽。文学界是一片狭小的池塘,从外界扔进池塘的小石子会激起阵阵涟漪。此书的反响褒贬不一,也不乏带有误解的批评和反感。文学评论家与那霸惠子对《男流文学论》的点评与你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认为吉行淳之介将“歧视女性”的思想当成小说的写作方法,那么引起她们(《男流文学论》的作者)厌恶的小说表达难道不就是创作的胜利吗?被迫阅读一本把彻底的仇女作为方法的小说,我们可以反过来发现“男人”。这是一个奇妙的矛盾,批评在这一语境下变成了认可。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作品反而让我再次认识到了男性作家小说的有趣之处。

在种种评论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水田宗子的批评最切中核心。

男性作家不理解女性,没有准确地描写女性,没有把女性作为人来描写。这个观点本身是正确的,但是用作批评男性作家就有些偏题了。这是因为男性作家对现实中的女性感到失望,才会追寻梦想中的女性,并描绘出内心的风景。……男性作家将梦想自说自话地托付给女性,并自说自话地诠释女性,但正因为他们梦想中的女性与现实中的女性之间存在鸿沟,男性的内心风景才会如此绚烂多姿。……他们的作品是男人一手缔造的“女性叙事”,一览无余地展现了男人内心的风景,而这实则是“男性叙事”。

如此想来,男性作家的作品赤裸裸地展示了他们的软弱和愚蠢,这是多么凄惨、多么耿直。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是戴着“假面”却诚实到教人心头一颤的告白,川端的《睡美人》也是认识到衰老的男人对性不加修饰的坦白。

我对吉行淳之介一直心存芥蒂,所以在《男流文学论》的开头便提到了他。但我对吉行这个人并无怨恨,问题在于当时沉迷阅读吉行的男人,他们开口闭口就是“想搞懂女人就去看吉行”。他们认为吉行特别懂女人。事实上,也有不少女人为了搞懂女人去看吉行,尴尬到我无法直视。他描绘的女人是男人幻想中的女人,反过来说,女人只要了解活在这些幻想中的男人的自私和与之形影相随的软弱,她们就可以配合他们的剧本一起演戏,或是背叛他们,动摇他们……总之女人也能有所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讲,男人非常诚实,直教人惊呼“把底牌都亮出来不要紧吗”。以掏心挖肺的诚实写就的作品,就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凄惨的谋杀和性暴力,但没有人嚷嚷着要禁止它们。现实和表达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候,正因为人们在表达中做出了犯罪、杀人、虐待之类的事情,才不至于在现实中这么做。也正是通过这些表达,我们才能深入学习男人、女人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女性主义者中少有的“表达自由派”。因为我认为想象力是无法管控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某些表达产生不快,我也不阻止你以令人不快的方式进行表达。不仅如此,我还会捍卫你这么表达的“自由”。但我对你的表达感到不快,并将这种不快表达出来也是我的“自由”。我反对的是法律限制、政治干预等来自公权的压制。迄今为止的“抨击→删除”都是市民活动的成果,而不是行使公权的结果。

说到表达自由,我也算日本学术会议问题的当事人之一,毕竟我曾是会议成员(现在仍是合作成员)。我与佐藤学先生、内田树先生共同编著了《学术自由危在旦夕》一书。电影导演和艺术家也对这个问题颇有共鸣,因为他们担心学术自由的危机会直接导致表达自由的危机。学术界有所谓的御用学者,也有鼓吹荒谬理论的人,但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反驳,没有逻辑和证据支持的理论也会被逐渐淘汰。决定“何为正确”的既不是权力,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我对学术界抱有希望,因为我相信学者的相互批评是公正公平的,建立在信息公开与程序透明的基础之上。

2021年3月25日上野千鹤子

本文节选自《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日]上野千鹤子[日]铃木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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